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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对“晋商在明末通敌卖国，甚至明亡都有晋商的责任”这种说法有几分真实性？
网上曾有一种论调说明亡于晋商，这种说法太夸张了点，但晋商在明末确实通敌，而且是毫无顾忌的通敌
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北部，这里自古便是连接蒙古高原和中原的交通要地，明代北方九边之中，山***占三镇，分别是宣府镇、大同镇、太原镇，是明代的边防重地，也是明蒙贸易的关键地区。
（明朝九边中山西就占了三个）
当年明蒙贸易的重要枢纽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）就是建在山西以北地区，明朝的货物也主要通过山西输入蒙古。
受限于地理环境，蒙古高原除了草地和沙漠，没有其他有价值的***，草原上物资是非常匮乏的，很多生活物品都需要与中原进行贸易。
例如草原缺乏新鲜蔬菜，游牧民族需要喝茶来补充维生素，因此茶叶贸易就是一笔大项目。而且草原也缺盐，贩盐也很赚钱。除此以外，铁器也是明蒙贸易的主要商品。当然，明蒙贸易还包括很多很多商品。
总的来说，食盐、茶叶、铁器、火药、粮食一直是中原地区输入蒙古高原的几个产品大项，由于这些物品会极大提升蒙古高原政权的实力，因此历朝历代对草原的贸易的监视都极为严格。
像是在北宋时期，北宋***就严禁武器书籍和火药出口辽国。至于铁器，因为辽国汉化程度很深，是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中经济科技比较发达最发达的***之一，因此辽国的冶铁技术是相当厉害的，不需要受到北宋的钳制，所以北宋也不怎么监视铁器贸易。
不过在辽国国内是严禁铁器销往草原的，所谓“寸铁不得北贩”，以此防止草原民族坐大。只可惜这个政策到了金代基本荒废了，说实话金朝对于草原的管辖远不及辽朝，为日后蒙古的崛起埋了祸根。
到了明朝时，明朝与蒙古打了两百多年的仗，最后双方都放弃了灭掉对方的想法，尤其是蒙古在明末时早已处于分裂状态，各部族都比较巴结明朝，希望能从明蒙贸易中获利，而明朝***也通过贸易牵制北方诸部，双方基本达成了一种平衡。
（明朝***对于边境贸易监视极严，有段时间甚至连铁锅都不准卖给蒙古人，就是怕蒙古人拿去改成马刀）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山西人肯定会觉得你讲这个，是不是在诽谤咱？爱清人士则会说，咋的，你说咱入关不是靠的盖世武功，是晋商帮忙不成？什么地域黑、清粉明粉全都来了。
咱说实话吧，商人，确实赚钱是第一位的，为了赚钱，啥不能干呢？山西在那会有个生意人，叫做范永斗，他的祖上，据说打明朝初年就在张家口一带和蒙古人做生意——而我们知道，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平，一直要到俺答汗时代才实现，那么之前范家是做的什么生意呢？是不是可以说，范家就是一个汉奸世家呢？
在这里，还真不好说，因为蒙古人入侵，其实并不是为了占地***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草原上没有的一些东西。而如果范家能通过贸易的方式满足草原的需求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但是，随后范家与后金的交易，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后金不是一个游牧联盟部族，而是类似当年女真金国汲汲于南下的军事***，也就是说，后金跟你做生意，就不是为了简单的互通有无，而是为入侵中原做准备了。
而以范家为首的山西八家商人，显然明白这个道理。
但为了赚钱，他们还是这么做。
河北的张家口，便成为了八家山西商人与后金交易的基地。
这件事，道光年间修订的《万全县志》写得很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此时已经是清朝，山西八大家干的这件事，不但不是丑事，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夸耀、简直光宗耀祖的勾当。
于是书上说，八家商人者，都是山右（即山西）人，明朝末年来到张家口。哪八个呢？王登库、靳良玉、范永斗、王大宇、梁家宾、田生兰、翟堂、黄永发。
这八家山西商人，把后金需要的军事物资，从关内运到关外，再把东北的货物，运回关内贩卖，自然是大获其利——那么明朝边关就不管么？自然是因为***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。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人的地位一直都比较低下。《管子·小匡》从行业给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划分。“士农工商四民者，国之石民也。”可见其中商人的地位排在最低等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对于商人也不甚友好。比如“无奸不商”这个词语。其大意就是不奸诈就不能作商人，也可以理解为商人都是奸诈的。这明显是一个贬义词。但实际上最初无奸不商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字也略有不同。古代的米商做生意，除了要将斗装满之外，还要再多舀上一些，让斗里的米冒尖儿。因此有了无“尖”不商的说法。后来随着时代发展，逐渐演变成了“无奸不商”，意思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这也足以证明商人确实开始丢失了诚信沦为了奸诈之徒。
晋商是中国三大商帮之一。晋商最早起源于秦朝时期，但当时的晋商并没有形成组织规模。且当时的商人也并没有联合抱团的想法。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。从秦朝起直到隋唐时期。山西已经出现了巨商富贾，但从本质上来讲，此时的晋商还是在单打独斗。并没有形成组织。隋朝末年，唐朝李渊于太原起兵，并且还短暂的定都在太原。这就使得太原等地一时间出现了商业繁荣发展的景象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写诗描述过当时晋商的经商的盛景，其诗曰“朗朗闻街鼓，晨起似朝时”。从这两句诗中可见当上晋商商业的繁荣程度。
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出现高度繁荣的景象。但受到两宋时期势力范围的影响。当时徽商的发展一度超越了晋商。但晋商人不甘心沦为配角。所以晋商就动起了做军需品的念头。两宋时期军队所需要的战马基本上都是晋商来进行贸易供应的。之后元朝一统天下，虽然战争对于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伤。但是蒙古人对商业并没有多大的破坏，而且元朝时期蒙古人对于商人发展也是十分支持的。元朝的驿站改革就使得商人进一步发展加强。从《马可波罗行记》可以看到“太原平阳一带的晋商遍及全国各地。”可见此时晋商已经初具规模了。
晋商的发展壮大真正是从明朝开始的。明朝时期商业竞争开始日益严重，晋商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，维护自身的利益，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。而且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。晋商开始在官场上培植盟友。甚至在山西地区大力支持士子考学，从士子上学，到考试，再到出仕为官。晋商一路扶持他们支持的学子走下去。而学子在出仕为官之后自然而然又回护晋商。此时的晋商成为了地方性的利益集团。晋商以金钱四处扶持自己人，并且联盟其他官吏。这也是晋商可以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
虽然晋商影响很大，也很有势力。但晋商在明朝时期尤其是明朝中后期风评并不好。当时人们盛传一句话，那就是“山西烧饼两面”。其大意就是指晋商不仅在明朝做生意，还暗中勾结满清和满清做生意，出卖国家利益。关于晋商勾结外敌满清历史上是有确实记载的。明朝末年，晋商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，从事贩贸活动，为满族***输送物资，这其中包括战略物资。后来晋商甚至还出卖传递文书。
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天命三年，时有山东、山西、河东、河西、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，努尔哈赤“皆厚给资费，书七大恨之言，付之遣还”。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，对后金***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，后金***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。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。晋商祸国，这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共识。“无奸不商”算是让晋商给坐实了。
明清时，张家口有一个山西介休籍的范姓富商家族，就是靠和满蒙地区做生意发的家。都说富不过三代，这个家族最终传承了十几代，后人做到了清朝的太仆寺卿，二品大员。
起初范家也是介休走西口的普通商人，但是明初朱元璋对漠北用兵，实行了食盐“开中法”。也就是商人帮助朝廷把粮食运到边境前线，然后换取“盐引”（食盐特许经营许可证），可以做原本由朝廷垄断的食盐专卖的生意。
范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的家。范家逐步发现了更大的生意可做，那就是跟草原上的蒙古人做生意。蒙古人除了马匹什么都缺，内地的东西，盐、茶、瓷器、丝绸、布匹、铁器，等等，只要能运来，就有销路。明朝对蒙古各部时打时和。无论是打是和，对于范家而言，生意却越来越兴隆。榷场贸易，就大量跑货；边境封锁，就囤积居奇。
范家在张家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最终做出了口碑，成为了张家口有名的“晋八大商”。范家传到第七代范永斗这一代的时候，历史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。
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信义，人称"贾于边城，以信义著"。他是张家口跟满蒙做生意最大的商家。他不但垄断了当时河东、长芦盐业这些传统基本盘，而且还在后金的帮助下，垄断了东北的人参收购。
而人参是明朝宫廷流行之物。努尔哈赤也不过只拥有50道敕书，可以直接到京城贸易人参，供应远远赶不上市场需求。所以大量的人参通过范永斗等晋商的渠道流入京城，范永斗等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
但与此同时，后金反叛，需要的明朝禁运的战略物资也就越来越多，比如铁器、火药、火枪；还有军事情报等。
这些商品本身都是赚钱的门路，对于范家而言，和后金的关系自然就变得格外密切。当然范家只是张家口的“八大晋商”之首，做这些生意的，不只是范永斗一家。还有王登库、靳良玉、王大宇、梁家宾、田生兰、翟堂、黄永发等几家。他们几家也可以说垄断了民间和后金的贸易。
1626年，“宁远之战”后，明朝开始对后金实施贸易封锁，实行经济制裁，重要战略物资不允许流入辽东。因为此刻无论关外关内，都因为粮食歉收，饿殍遍野。关内流民四起，关外是雪灾导致牲畜纷纷冻死，后金也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。
然而在这关键时刻，范永斗和其他七家晋商却认为做生意，得讲诚信。依然以张家口为基地，通过各种地下渠道，向后金转运其所需要的军事、生活物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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