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关于甘露之变唐朝历史故事的问题,于是小编就整理了4个相关介绍甘露之变唐朝历史故事的解答,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甘露事变内容概括?
公元835年(唐太和九年),27岁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,和李训、郑注策划诛杀宦官。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。11月21日,唐文宗以观露为名,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,被仇士良发觉,双方激烈战斗,结果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、王璠、郭行余、罗立言、李孝本、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,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,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。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
安史之乱后,唐朝宦官势力开始坐大,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并且成为定制,从此宦官势力变得不可抑制。
宝历二年(826年)十二月,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***,另一宦官王守澄立文宗为帝。
文宗向来不满宦官专权,大臣李训、郑注知道文宗有反抗之心,便与文宗密谋诛灭宦官。李、郑二人是因为王守澄的引荐而得以进入朝廷任高职,文宗认为与二人谋事不易引起宦官们的警觉。
甘露事变的真相?
甘露之变是公元835年因皇帝不甘受宦官控制,而和外臣发动的一次诛杀宦官的历史事件。
它以朝廷重要官员被杀死,其家人也遭灭门而结束,之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,甚至掌握着君主的废立、生杀。
直到朱温大杀宦官后,唐朝的宦官势力才消失,然而唐朝不久亦为朱温所篡而灭亡。
甘露之变要诛杀的头领是谁?
仇士良。
公元835年(唐太和九年),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,和李训、郑注策划诛杀宦官,以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。11月21日,唐文宗以观露为名,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,被仇士良发觉,双方激烈战斗,结果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、王璠、郭行余、罗立言、李孝本、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,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,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。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
如何评价甘露之变?
甘露之变作为唐朝后期的事件,可以说在当时成功的几率本身就很渺茫。到了唐末,宦官专权早已不是一个新生的食物,而是宦官作为一个群体其势力早已可以权倾朝野,在宦官势力面前皇权已基本形同虚设,更多的是表面功夫。
唐文宗选择和李训还有郑注合作策划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,起初李训和郑注合作的非常好,并且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已经除掉了几个大宦官。而随之李训急着争诛宦官之功,就指使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,奏称左金吾大厅后面石榴树降有甘露,想引诱宦官到那里,围而杀之。但是被宦官仇士良识破了这个***,不仅劫走了唐文宗,而且派神策军诛杀了李训、韩约、郑注等大臣,这就是“甘露之变”的大概过程。
李训集团是“甘露之变”的主要策划者,而李训作为其中的核心力量,手下的主要成员多来自于地主阶层,对于建功立业有非常大的热情,所以也就促成了“甘露之变”的契机。而我们说,在唐末地主阶层政治地位有限,所以李训任宰相后带领这一批人最大的目标就是取得功名,尽管在李训发达之路上也依靠过宦官的帮助,毕竟地主阶层想要挤进中央绝非易事,但是李训政治观点还是反对宦官的。而且李训集团排挤朝中大臣的行为也导致了可以拉拢势力的削弱。
综上,“甘露之变”可以说是经过精心准备的,但是突然的发生以及迅速落败也是偶然。尤其是对于唐王朝来说,至此已经积重难返,所以“甘露之变”可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,但是未能起到挽救唐王朝继续衰落的命运。
对于曹髦讨伐司马昭事败被害之事,历代人士有不同的评价。晋朝史学家陈寿认为曹髦:“轻躁忿肆,自蹈大祸。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谋诛尔朱荣时曾说:“宁作高贵乡公死,不作汉献帝生。”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评价说:“高贵乡公名决有余,而深沈不足。其雄才大略,经纬远图,求之数君,并无取焉。”金元之际学者李冶认为曹髦事败都是王沈、王业告密所致,评价说:“当髦之图昭之际,使沈、业如经之不言,则髦必当得志,昭必先诛,魏祚必不倾,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。”怒斥卖主求荣的王沈、王业,同时赞扬坚守臣节、义不卖主的王经说:“成败之机,在于呼吸,而沈、业二鼠子背国佐贼,贼因得以肆其毒焉。反覆变诈若沈、业者,真二国之贼也!沈、业以泄谋为奸贼,则王经之不泄,信为有魏之忠臣矣。昭是以恨经而杀之,则是贼杀魏之忠臣也,夫忠臣之死于贼,则死于王事者也。于斯时也,魏之国如缀旒,魏之主如委裘,诚不暇于甄录已死之人也,然其秉董狐之笔者,可不特为一传,以劝后世人乎?或谓经之行迹不多见,自不足以立传,曰:‘君子之为己为人为天下,必待世闲之可称美者,载诸一身而无孑遗,然后为得哉,虽圣人亦不能尔,而谓君子者能之耶,观专车之骨,则防风氏之长为可知。’魏史不为经传,过矣!虽然魏史不传王经,晋史为传沈等,而千载而下,终不能废经之美,而沈等之臭恶,借东海之波,亦莫得而濯之。”清朝学者李慈铭盛赞曹髦的英雄之行:“高贵乡公经术文章,咸有师法,留心政事,常以夏少康为念,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。其决计讨司马昭,亦不失为英雄。后人见其败死,谓之寡谋轻举,为鲁昭公之续。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,叔孙昭子之讨竖牛,卫献公之讨宁喜,汉桓帝之讨梁冀;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,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,周武帝之讨宇文护,皆冒险奋发,卒底于成。事机之会,间不容发,勇决速断,固除乱之首务矣。后世人君,狃于鲁昭高贵之事,因循容忍,以酿大祸者,不知凡几,可胜慨哉!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,况不必死耶,二语慷慨激烈,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。”并认为曹髦“见酷逆臣”,是“古今所共痛。”民国学者卢弼评价说:“高贵乡公博学好问,祯祥自叙,文***斐然,才同陈思,当时已有定评,设得贤宰辅,诚有为之君。乃受制权奸,深忌其才,英年惨死,可为浩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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